1月26日、27日，“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在召开。这场会议的主角吴敬琏教授在中说，在“双轨制”之下，中国依然在两种前途的方向上“赛跑”——能体现社会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依然是一个问题。

　　吴敬琏的雅号“吴市场”一再被会议嘉宾提起。在谈到“中国当前应该做什么”时，“吴市场”直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吴敬琏特别关注分化问题。在《中国经济60年》一文中，吴敬琏指出，旧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市场取向造成的，市场化正是中国差距扩大的。而主张用的办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中国社会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是由于寻租和行业垄断造成的，因此应当推进市场化，打击“搅买卖”的行为。吴敬琏也特别指出，要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在此次国际研讨会上，收入不平等问题即是一个核心议题，既从全球化层面论及不平等，也从国内层面讨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本报特以收入不平等问题为着力点，呈现此次国际研讨会的思想盛宴。

　　此次国际研讨会由中信《比较》社、大学经管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研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

　　“全球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承诺，其中的一个承诺，就是全球化可以减少贫困国家的不平等的现象。在这个领域，全球化并没有实现这一承诺。”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说。

　　在1月26日“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上，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斯金发表了对于全球化和不平等问题的。

　　马斯金认为，过去20年是个日益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毫无的。全球化主要有两个意义：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加、产品和服务的增加。但他并没有讳言，他认为全球化带来不平等。

　　马斯金以仔细研究过的墨西哥来举例。墨西哥于1985年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GATT），在几年之间墨西哥关税下降超过50%，外国投资大量增加，白领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全球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有所下降，所以墨西哥的不平等现象实际上是加剧了。在其他很多国家，也都是同样的现象，在拉丁美洲，还有亚洲都是如此。

　　马斯金说，这似乎了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之后，穷国的低技术、劳动力密集的部门（如农业）将会提升，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如软件）将会下降，由此带来低素质劳动力工资上升和高素质劳动力工资下降，这本应该拉平穷国的差距。

　　经过研究，马斯金设计出了一套比较优势的替代性理论。他认为，应当从分析生产过程入手。生产过程由不同的任务组成，其中有需要高技术的管理层，也有低技术的生产工人。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不同组合，会影响收入分配。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往往与落后国家较高技术的管理层或技术人员合作，而生产却全部交由最低技术水平的工人执行，或者说，落后国家最低技术水平的工人，往往不能参与到全球化之中，而只能与同在本国的落后的管理层匹配——很显然，这导致落后国家较高技术的管理层和技术工人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工资有提高，而落后国家的低技术工人则享受不到甚至利益受损，差距也就被拉大了。

　　以中国来说，中国东部与西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在以后持续拉大，东部更多地参与到了全球化进程之中。这似乎吻合了马斯金对全球化带来不平等问题的新解释。但在会议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马斯金认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并不是要终结全球化，而是要加强对落后国家最低技能工人等等的培训，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全球化进程。

　　马斯金教授于2007年站到了经济学的巅峰——诺贝尔经济学台上。他的获原因是“机制设计理论”，这一理论“让我们能将市场运行良好的情况与运行不佳区分开来，有助于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模式和投票程序”。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中分析了全球化为什么加剧穷国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你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马斯金：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就要终止全球化。全球化虽然增加了不平等，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我们应该做的是要投资于教育，这样的话，低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在最底层的这些工人，他们也能有机会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果实。

　　马斯金：我谈到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而且指的是工作所必需的专门技能的职业培训。培训的费用不应由工人自己负担，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可以提供职业培训，或者给公司补贴，让公司提供这种培训。

　　日报：有评论者说，按照你的逻辑往下推演，应鼓励跨国企业招聘低技能的工人，有助于中国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马斯金：我与评论者的观点略有不同。的确，通常这些工人技术并不是特别优秀，但他们也确实掌握一些重要的技术。以计算机为例，如果不经过某些实际培训，工人就不可能把计算机装配起来。这也验证了我的观点，即只有经过一些培训的人才能找到工作，而那些落后者则无法在计算机这样的行业中被雇用。

　　马斯金：是的，这些工人的收入要低一些，这个当然要承认。但是，这还是比他们在别的岗位上得到的工资要高。从工资低的角度上讲，这是一种剥削；不过，跨国公司提供了就业，提供了相对较好的工作。

　　马斯金：我并没有说需要这样做。在我的分析中，只有穷国的最底层工人面对着严重的问题，他们无法得到国际化的工作机会。我不每个人都成为工人，这不现实。现实的做法是提高穷国底层工人的工资，使他们达到别国工人的水平，也就是说，从全球化市场获得机遇。

　　马斯金：是的，当一个国家，比如中国，富裕起来时，就有能力建立一张“社会安全网”。这样，那些没有技术、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适宜的住房条件和充足食物的人，生活就能够得到暂时的，也能够下去，直到他们能够自立为止。当前，中国为弱势人群提供的社会保障还是相当不足的。

　　马斯金：中长期来看，需要工作培训和学校教育；短期之内，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瑜伽女教练让人流鼻血最令我们担忧的是最底层的工人。

　　马斯金：首先，中国-东盟自贸区是由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国家构成的，这跟自贸区差不多一样，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而在东盟内部，新加坡和缅甸之间的状况也截然不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将有利于所有国的发展。自贸区的意义在于，能够推动国在人才、资本、基础设施还有机构建设等方面不断发展，而这些建设又和贸易形成了互补。但是贸易也并非包治百病。

　　日报：也有人说，今后面临的可能不是全球化，而是地区一体化。你认为，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是南辕北辙，还是殊途同归？

　　马斯金：我觉得全球化与地区化是同一个故事。在亚洲，也同样存在拓展贸易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会扩展，但是这并不需要减少与美欧的贸易。

　　马斯金：一个通俗的例子就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机制设计理论。我们假设一个母亲手上有一块蛋糕，要分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但问题在于，即使母亲竭尽全力去平均分配这块蛋糕，两个孩子还是有可能发生争执——他们可能会感觉自己分到的那块蛋糕比另一个孩子小。

　　这个时候，母亲就可以设计一个机制来巧妙地解决这个难题。比如说，让一个获得切分蛋糕的，而让另一个获得优先选择其中一块蛋糕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原因很简单，负责切蛋糕的那个肯定不会把蛋糕切得一块大一块小，因为另一个肯定会利用优先选择权把大的那块拿走——所以两块蛋糕就会一样大。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人都比较满意。

　　这个例子说明了机制设计中一些非常关键的特征，就是机制设计者本人，他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是最优的。所以说他必须通过一种机制的设计来间接实现这个目标，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不是由设计者，而是由参与者自行产生最优结果。

　　马斯金：机制设计理论可以用于分析社会目标问题，比如公平；但并不能自动地用来分析市场问题，那需要根据目标创造出其他机制。

　　就公平问题或不平等问题而言，机制设计能够提供一些方向。比如，以何种方式推进职业培训效果最好，提供培训是一种方案；也可以给一些私营公司补贴，以让私营公司提供职业培训。采取哪种方案，要根据实际条件。机制设计这种理论，就能够告诉你在特定条件下，哪种方案最好。

　　马斯金：对于中国来说，“机制设计理论”可以提供一些政策，包括不能企业做不愿做的事，因为企业也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所以，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要设计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做希望的事情。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问题，是此次“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讨论环节。中国经济体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通过探寻灰色收入问题，认为市场因素的灰色收入问题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财税体制和管理体制已经刻不容缓。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指出，过去多年来居民收入占比在持续下降，相比于，企业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获利者，他认为要增加企业分红。

　　1998年~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21.5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计算，同期城乡居民储蓄总额现价累计23.6万亿元。之间的差额约2万亿元。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统计体系里，这期间城乡居民几乎将全部储蓄存入了银行，而如果真是如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么就无释这期间股市、房市和居民其他投资的资金来自何处。

　　据王小鲁初步统计，同期，我国商品住宅累计销售14.8万亿元；沪深股市吸纳7万亿~8万亿元；居民的实业投资、债券、期货投资、外汇存款和境外存款等合计至少十几万亿元——这些都无法从居民收入和储蓄数据中得到解释。

　　最高收入组中有70%表示不愿意向统计调查提供真实收入数据，他们愿意报告的收入平均只占线万元。

　　按照推算，2005年中国有4.8万亿元收入被统计遗漏。2005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从收支统计调查推算的8.7万亿元，或者资金流量表提供的11万亿元，大幅上调到13.5万亿元。

　　在经过如此调整之后，城镇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31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而全国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1倍。

　　王小鲁得出结论，是灰色收入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市场因素导致。

　　王小鲁列举了几项收入分配环节的问题所在。其一，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万亿元规模，但并没有纳入财政管理，形成了各级与卖地收入及房地产业利害相关的利益格局；二是房地产业暴利，对房地产投机缺乏有效制约，预期2009年该产业利润达上万亿元；三是缺乏针对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合理税制，2009年仅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超额利润5000亿元；四是垄断行业人均收入是其他行业5~10倍。

　　在我国经济的初次分配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比持续下降，而企业和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大幅上升，这已经是研究界一个共识性结论。

　　白重恩在中指出，居民的储蓄倾向并没有上升，居民整体占比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而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财产性收入、再分配过程也是重要原因。

　　在白重恩看来，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发生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性收入两个环节，对应着企业经营性盈余占比大幅度上升。因此，企业是家庭（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获利者。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白重恩还指出，金融部门也对收入分配造成了影响，着重是指长期的金融也会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他举例，在1996年到2004年间，半年期贷款利率从9.72%下降到5.22%，存款利率从7.2%下降到2.07%，大幅度的利率下降的直接结果，是使财产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相应降低，由于从总量上看，居民部门是企业部门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过低的存款利率一方面使居民部门财产性收入降低，同时还减少了企业部门的资金成本，成为企业部门经营性留存占比增加的另一源泉。

　　在给出政策时，白重恩强调要减少垄断，因为垄断能力越高，资本收入份额越高。在初次分配阶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的服务业，目前的税制和垄断都不利于服务业发展，要提高存款利息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再分配领域，要增加企业分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分红，则要增加社保投入，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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